1840年以前，西洋乐器已经随一些外国传教士传入内地，但数量和影响力都极为有限。比如1600年(明朝万历28年)，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把一架古钢琴作为贡品进献给了万历皇帝。N此事在《续通考》记载如下：“明万历28年，大西洋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献其国乐器，自言泛海九年始至。所谓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线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在其后的年代里，一批又一批的洋人来华，向当时的皇帝进献古钢琴。1610年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1629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1672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均把当时的古钢琴带到中国，进献给皇帝。但这些进入中国的古钢琴，仅仅成为皇宫贵族的玩物，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这种情况，一直到1840年后随着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的涌入，上海广州等商铺及教堂出现大批西洋乐器才得以改变。
约1870年，英商在上海开办的一家洋行兼售从英国运来的钢琴。在那个时候，制作一架钢琴的成本是二百余银洋，而卖一架钢琴为六百银洋，除掉运输和运营成本净赚三百余银洋，利润相当丰厚，老板于是萌生了在上海设厂组装钢琴的念头。随后不久，谋得利钢琴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公司名来自于英商S.Moutrie的姓氏)，专门制造和销售钢琴、风琴等乐器，工厂地点设在闸北的宝山路，毗连上海商务印书馆，注册地则在南京路3号。
1886年，谋得利工厂正处于开办初期，急需一批技术较高的木工与油漆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外轮上干木工的宁波巧匠被英商发现，他就是被中国钢琴行业称为“祖师业”的毛文正。他们当场就谈妥工作事宜，让毛招二十个技术精湛的木工与油漆工，月薪水是三十银元。乐得毛文正日夜兼程赶回宁波，招了一班人马。由毛文正带领到村边的关帝庙，结拜兄弟，立誓祸福与共，然后率众进入谋得利琴行。
1890年，从宁波来的工人逐渐增多，产量大增。到1925年，厂址迁到杨树浦，厂名S.MOUTRIE(山姆，谋得利)。这几十年中，新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先后进入谋得利琴行的宁波能工巧匠近二百人。老板对钢琴的设计、调律、整音等关键性技术并不愿意外泄，从宁波来的木工工人又主要只能干非关键性的木工劳作，而接触不到击弦设备的组装与调音。虽然如此，工匠中的有心人还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偷拳头，日积月累，也就掌握了制作钢琴的各种核心技术，秘而不 宣。其中有位清洁工黄祥兴，宁波北仑人，他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成了制造钢琴的技术行家。这些工匠在技术和资金积累到位后，便开始去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1890年之后，在英商谋得利偷学到技术的华工纷纷自立门户，上海出现了第一批民族钢琴作坊(不过初期的业务以钢琴修理为主)。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黄定海等几个工人脱离谋得利琴厂，在三马路石路口(现汉口路福建中路口)创办中国第一家琴行——祥兴琴行，以销售和承接修理业务为主。
清光绪二十六年，祥兴琴行合伙人程定国，独自创立永兴琴行，开始仿制钢琴，STRAUSS(施特劳斯)品牌诞生。
清光绪三十四年律成风琴厂开设，民国3年(1914年)又有鸣凤风琴厂、共和风琴厂、赓和风琴厂等3家开设。民国11年，谋得利琴厂职工顾之荣等3人在闸北开设精艺琴行，起初从事修理业务，其后转入仿制，并获得成功。到民国12年，上海已有8家风琴制造厂和3家钢琴制造厂，改变了外商独占中国风琴、钢琴市场的局面。
随着中国中小学教育普设音乐课程，风琴、钢琴的需求量日增，各钢琴厂的销售日益兴旺。谋得利公司在宝山路的厂区已不能满足扩大生产，于是1923年左右于杨浦榆林地区建造了新的厂房。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我们除了从那些已经退休的、正值杖国之年的钢琴老前辈嘴里得知以外，我们在上海档案馆《字林西报》上也找到了谋得利钢琴商行的片言只语。
1864 年，《字林西报》为英文报纸，主要刊载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商行等主要管理者的信息。如照片所示，有几点是可以确定的。第一、谋得利琴行已经搬迁到杨浦榆林地区(即上海钢琴有限公司现在的老厂区)，但注册地仍在南京路3号。第二、当时的名称叫谋得利上海有限公司，专业制造和销售钢琴、风琴等乐器。第三、有比较完整的董事会成员，有董事会主席、董事兼总经理、有助理总经理等。董事会主席有皮尔斯、伊斯曼、苔丝黛尔三人组成;董事兼总经理：佩恩。也有工厂负责人员的组合，机构规模非常完整和庞大。第四、谋得利琴行除少数董事局人员在南京路3号办公外，其余人员均住在杨浦榆林厂区。为了满足董事会和工厂负责人的生活与办公需要，特地在厂区建造了一幢英国式的“哥特”建筑风格的小洋房。这座小洋房仍保留至今，但已经有点破落了。建造在榆林地区惠民路上的谋得利琴行据说当时花了整整二十八万银元，这笔钱可是一笔想当巨大的资金。谋得利琴行霸主之位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本人进占上海，英、美在上海的经济利益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与日开战，谋得利琴行也正式关闭。
回顾一下，至20年代末，上海的制琴厂商有20家，其中风琴厂13家，钢琴厂7家(包括修理)，部分风琴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当时日本的钢琴公司，比如雅马哈和卡瓦依也正处于草创时期，一部分宁波技工被外国人招聘，飘洋过海参与了早期日本钢琴的设计工作(如李佐庭、李名华、贺三友等)。民国21年一二八和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中，上海大部分琴厂被毁。抗日战争中制琴业濒临绝境。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有所恢复，时有钢琴、风琴厂商11家，但终因通货膨胀市场箫条，月产风琴200架左右，钢琴仅数台，业务只好以修理旧琴为主。追溯历史，中国的钢琴制造工业不仅在亚洲是最早拥有的，在世界也是很早拥有的。上海是钢琴制造业的发源地。上海钢琴有限公司也是唯一是可以续写百年历史的老厂。谋得利琴行的历史虽然只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但谋得利的名字与中国钢琴制造业的起源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的钢琴制造业的发展史源于谋得利，起于上海。另外，谋得利的钢琴制造工艺与技术并没有中断，而由祥兴、鸣凤等几十家钢琴制造小厂所延续，继而香火相传到现在。
1956年初，国家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原有乐器行业的隶属、权限、经营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分别成立了中心琴行和中心厂，包括：永兴中心琴行(由宁波人程彰祥为首,下辖永兴琴行,上海琴行,美惠琴行,罗班臣琴行,发昌五金,洪龙乐器工场)。民凤中心琴行(由宁波人李植闻任厂长,朱象文任副厂长,下辖美华琴行,华兴琴行,鸣凤,赓和,中华,中国等风琴厂)李植闻也在德国人开的国光口琴厂担任副厂长。新声琴簧中心厂(宋慧英任厂长,宁波人陈秀堂任副厂长,下辖老西门一带的南华风琴厂,明星风琴厂)。上海风琴中心厂(席志群任厂长,宁波人乐梓成任副厂长,下辖闸北一带的风琴厂)。1958年6月,公私合营企业收归国有，以上四个中心厂全部并入上海乐器厂，厂长张新民,厂址在原谋得利钢琴厂。
上海钢琴厂初创时,公方厂长李值闻,私方厂长朱象文,技术骨干有李顺友,朱银祥等,生产'聂耳','英雄'牌钢琴。北京生产星海牌钢琴，其前身是坐落于东单区冰渣胡同5号的'人民艺术服务部'。1949年,由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贺绿汀委任陈艾生负责,聘请王来安为技师.王来安带三个徒弟:白健民,潘仲华,赵秀忠。1950年,与新中国供销社合作经营,规模很小,生产出星海牌钢琴时已是1956年。东北钢琴厂生产幸福牌钢琴，1956年宋任穷在东北筹建钢琴厂,派代表到上海协商,而上海当时对各乐器行业进行合并调整,结果共有九家乐器行及傅亮卿,陆海昭等技术人员,全部迁移到营口,这样就成立了东北钢琴厂。广州珠江钢琴厂首任厂长为宁波人林国海,也是当时厂里的技术骨干。1946年林国海在表哥修琴的小作坊里当工人,后接替他的表哥当上了小业主。1956年公司合营时与十几家小作坊合并成广州珠江钢琴厂。于1956年制成了第一架珠江牌钢琴。中国的钢琴制造业于是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以后，星海钢琴厂步伐落后，加上工艺等方面犯的一些错误，从而开始落后于勇于创新和变革的珠江钢琴厂。而上海钢琴厂、营口钢琴厂，21世纪初已经落败，市场上难得一见，同时，在中国最早钢琴工人来源地的宁波，原本生产钢琴配件的海伦公司开始制造钢琴，引进外国技术并逐步崛起。在湖北宜昌，香港柏斯琴行在此地成立金宝钢琴公司，与卡哇伊等公司合作生产钢琴。在浙江德清洛舍，80年代时从上海钢琴厂挖过来几个人制造钢琴，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钢琴镇。在烟台，有博斯纳钢琴和金斯博格钢琴，前者进入《钢琴著》第三组。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神州大地上大大小小、国有、外资、独资、合资各类钢琴企业已经不下百家，钢琴年产量达到三十多万架，占全球产量的73%以上，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钢琴大国。
